太平洋健康网:亚洲精品国自产拍影院-尹海涛:从ESG入手,打破部门壁垒,助力形成循环链条
·归根到底,这是强制要求。对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怎样基于循环形成商业闭环。如果这件事只意味着成本,企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
·对企业来讲,ESG是成本中心,看起来似乎是负担。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让ESG的工作发挥更实质的意义。真正做ESG的企业,是秉承了一套管理的思路和机制,真的要在企业里组织委员会,分析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这样做出的ESG报告,实际会带给企业非常多的改进机会。
2024年9月,一家中德合资车企在沈阳的生产基地。 周平浪 图
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长期的工作。但现实中,气候变化挑战紧迫,技术应用发展迅速,各国提出不同策略,中国与世界各方正在面临急迫的绿色转型压力。
那么,面向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条如何搭建,各方如何形成合作?在不断发生变动和涌现创新的市场,这一链条的韧性如何形成?企业方面、政策方面,需要从哪些恰当的角度着力?
围绕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再利用问题,10月22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ESG研究院执行院长尹海涛。该学院2024年6月成立,是一所跨学科学院。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牵头,数学学院、环境科学学院、智慧能源创新学院互相融汇支撑。在与尹海涛的交流中,研究员意识到,绿色转型需要系统性思维,跨学科、跨部门的交流协同本身至关重要,正是身体力行的创新实践,才可能让更多企业领会其中要旨。以下是访谈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ESG研究院执行院长尹海涛
从建立市场激励开始
澎湃城市报告:循环经济的概念,意味着需要形成更多完善的闭环。那么,这类转型从何发生,机制如何普及?以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为例,应该怎么看?
尹海涛:身在商学院去讲可持续发展,我们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循环经济乃至可持续发展,必须跟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能否建立一种市场的激励,使得人们把循环经济做得更好。
比如,有企业家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讲的是,汽车退役电池回收再利用技术没有问题,存在的困难是,怎么能把电池拿回正规处置的链条中。
背后的原因是,有诸多小厂家,不管规范流程,不顾环境污染,处置成本更低,可以把更多钱用来向车主回收退役电池,自身利润更高。而正规的回收再利用企业,因为严格规范处理,各流程所费成本更高,很难为回收电池付高价。因此,后者担忧的是,即便自身技术很好,可以让镍钴锰的回收率提高到 99%,也因为无法收到退役电池,没有办法实现良好的循环。因此,企业家主张,政府部门应有所支持,把电池拿回来,给企业去处理,再用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电。
毫无疑问,市场上存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下“两新”正在开展。通过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让旧车很方便地回到政府指定的供应链体系中,这样电池也就跟着回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当下,作为可供回收利用的资源,这类退役动力电池的价值更高了。动力电池电芯制造企业,希望有更多原料回用,当然可以自己考虑搭建机制,把电池回收回来。但是,其中经济动机还是最重要的。除非企业的技术好到相当的程度,回收的规模也足够大,使得处置成本比较低,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才能以此运转下去。也就是说,所有的环节都做得很好,才能取得收益,胜过非正规的厂家,达成有效的闭环。
但是,技术还需要演进的过程。如果并非所有环节都能如此出色,我比较赞同企业家的主张,需要政府去进行规范。毕竟,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在其间应该发挥一定作用。
澎湃城市报告:关于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政府需要如何发挥作用?企业又需要如何做准备,才能形成更好的循环?
尹海涛:押金返还制(deposit refund system),西方用得非常多。我觉得倒是很好的办法。与以旧换新类似。相当于买车时强迫车主多交一笔钱,车主只有把车还回来,才把钱退还,这样电池就回来了。另外,为了让押金制能够顺利运行,还要保证价格上有吸引力。
实施押金返还制的车,需要比同等车便宜一些。这类押金制是需要政府设立的,也需要更多法规支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实施押金返还制的车,并愿意通过还回退役电池获得押金。
未来,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回收规模会非常大。关于如何构建这一体系,正在一点点探讨。政府肯定不能直接下场,给企业把退役动力电池运到回收厂,但需依托已有的车辆管理办法等,对整个回收体系的构建,设定非常明确的规则。比如,车子日常在哪里保养和做年检等,电池状况如何反馈,报废后送到哪里,回收又有怎样的优惠,等等。
相比之下,欧盟提出了很多要求。2023年欧盟新的电池法案,对循环经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每一块电池必须使用多少回收材料。这无疑形成了激励机制。在市场传导下,原材料价格会上涨,进而会有很多人做回收。这样就形成了商业闭环。
欧盟电池法案对中国的企业影响也会非常大。无论整车企业还是电池生产商,为了出口欧洲,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电池回收体系。欧盟要求电池有电池护照,能识别电池生产方,要求其中回收材料的百分比,最后这块电池也要送回来。而现在逆向物流体系并不那么完善。前述的押金制也好,以旧换新也好,承诺返还也好,总之要依托一些机制,把退役动力电池送回。
归根到底,这是强制要求。对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怎样基于循环形成商业闭环。如果这件事只意味着成本,企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
未来退役动力电池会大规模产生。从企业的角度,准备相应的能力是必要的。降低成本、提高回收率,是最明确的目标。因为,回收到的东西就是资源。回收本身也是成本。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回收的边际成本会随着回收率的升高而升高,这意味着边际的效益降低。
欧盟已有明确要求,未来可能越来越严格。这就倒逼企业,能力需要更强,否则没有资格去做回收。那些有能力做回收的企业,就能更好地利用这种宝贵资源,进而卖出去赚钱。
澎湃城市报告:当下市场瞬息万变。退役动力电池的品类和数量,梯次利用、再利用等技术应用,可能随时改变,对已有的循环链条造成影响。市场中的循环经济闭环,如何能具备韧性?
尹海涛:需要依靠价格机制。随着各方对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这方面也不需要过分担心。
比如,一次性塑料水瓶的成本很低,但现在再生塑料粒子的价格,要比原生塑料贵很多。这是因为有规定,必须运用一定比例的回用材料。又比如,欧盟的电池法案中,要求电池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再利用的锂。那么,只需在规定中提高相应比例,锂的价格就会往上涨。因为当下能够实现溯源,回收而来再利用的锂,比矿山里出来的原生锂,价格要贵。
市场激励是最好的,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确定的情况下,自身的商业生态形成,也就是说,回收有市场效益了,能算得过来账,才能保证循环的持续。
循环经济的创新,尤其需要突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澎湃城市报告:西方更早经历了环境运动。我们也发现,来自欧美的企业,在推进产业链的循环闭环方面相对成熟,观念也比较领先。这一过程是否也正在中国逐步发生,您是否观察到相应的案例?
尹海涛:关注环境并推进循环经济,是内心自发去做,还是出于经济动力去做,实践中有时很难区分。但总体来说,我认为,是仓廪实而知礼节。需要到达一定发展阶段,才会形成社会经济面向循环经济的动力。
我一直强调,环境的理念是好的,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践这一理念。比如,1969年,美国克利夫兰,河流上甚至因大量污染物而着火。1970年代,各国有了环境保护部门。其后,环境保护才成为社会共识。又比如,2010年代,中国不觉得碳排放多么重要,毕竟许多老百姓家里都要烧煤取暖。如果那时说要减少能源消耗,推进碳中和,必定很难得到响应。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从社会发展看,下一代比我们会好一点,再下一代还会更好。另外,要强调的是,商业生态非常重要,如果不形成商业生态,跟市场竞争力不挂钩,而是靠道德说教,肯定无法进行下去。
目前,中国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有学生跟我说到自己岳父企业的例子。他们是做家具的,油漆等方面的环保要求很高,成本也随之提高。企业发现,这种状况下做生意难以赚钱。就开始考虑,是否有办法不用那么多油漆。
企业家想到,很多村镇的老百姓已搬到新房,原先木头老屋空着没人住,就向当地老百姓购买其中的木头,当地人也非常乐于出售。企业把这些木头拆开,切成块状,用来做家具。而民宿等追求自然材质,经过最简单的处理,这些家具就可以使用起来。另外,利用剩余的边角料木块,年轻人可以用来做手工,成为装饰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不浪费。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品牌,把材料用到了极致。这个例子很值得关注。在回应ESG的关键性议题方面,这些工作也非常有助于社区发展。比如,不必开发森林,保护了环境,也保护了人体健康,等等。
还有另一个企业,专门做商场里品牌陈列柜台的装修。品牌商两三年总要重新装修,很多旧的货架、柜台都要拆除。这家企业认为,运到垃圾场实在可惜,就收集了这些板子,用来做小柜子等,然后给幼儿园。幼儿园就要这种旧的板子做成的东西,而不愿要新的、可能散发气味的家具。企业又把这些物品做得五颜六色,很受园方欢迎。
这件事被很多大品牌发现,认为非常好,既形成循环利用,又能给小孩子做公益。有的品牌商把所有更换货架的生意都交给这家公司处理,甚至把做好的家具再买回来,放在自己的办公场所。考虑到全周期的使用,人们在拆卸和搬运的时候也会更为小心。
政策压力很重要。前面讲的第一个案例,也是政策驱动。政府并没有拉企业来做这件事,只是把环保的要求提高了。在这种压力下,企业没有办法继续以前的模式,才会去创新,想办法做这些工作。
很多人说,环保政策的压力提高之后,会导致失业。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事实。实际上,只有压力到达相应的位置,人才会充分发挥创造力,去思考这些可能性。否则难以去做搭建循环的事情。
澎湃城市报告:ESG 能否真正引领绿色转型?比如,是否会存在指标不完善、无法涵盖关键问题的情况?或者企业把 ESG 当作外在装点,缺乏切实推进的动力?
尹海涛:关于ESG的评级,不同机构的评级指标非常详细,几乎涵盖了所有细节。本质上,ESG并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个理念。它的指标会不断变化。只要这个问题足够重要,哪怕今天没有涵盖,明天也会涵盖在相应指标体系中。
中国现阶段的企业ESG报告,基本是外部压力的结果。报告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国家方面也有相应指引,规范了报告中要涵盖的内容。但如今,大部分企业仍然认为,这是面对内外压力而不得不做的事,不希望让这件事打扰日常工作,可能对此简单进行外包,或者简单整理发布。
实际上,对企业来讲,ESG是成本中心,看起来似乎是负担。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让 ESG的工作发挥更实质的意义。真正做ESG的企业,是秉承了一套管理的思路和机制,真的要在企业里组织委员会,分析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这样做出的ESG报告,实际会带给企业非常多的改进机会。
我曾写过一个案例,华为的RuralStar项目,是要解决全球贫困地区上网的问题。华为一开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因为竞争压力考虑如何推进。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小的移动基站放在高处简单的杆子上,这类地方人也很少,故而可采用低功率的设备,用光伏板和电池解决供电的问题。
现在回看,可能会说,这根本不算什么革新。但华为之前从没有想过这些。按照以前的思路,要建铁塔站,但这些地区没有道路,非要把大铁塔弄进去,会产生很高的成本。这反映出一种现象:组织内部存在思维壁垒。而要打破这种壁垒,靠的就是,在同一个目标的引领下,各部门坐下来去谈合作。
在大部分企业里,所谓ESG部门也好,EHS(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环境、健康与安全) 部门也好,基本负责合规、公共关系等事务,而不是面对具体业务,不会去想这类事情如何突破。所以,真正的ESG,是打破这些组织的壁垒、让大家形成沟通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比如,前述 RuralStar的例子,完全可以在ESG的框架下更顺畅地发生。
比如说,面对挑战时,大家坐下来讨论,对我们这个企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的议题是什么?这方面,能否实现既赚了钱,又不破坏大自然?如此不停地去想,如何搭建循环,会有很多创新出来。
在管理上,可以有意识打破思维壁垒。很多创新性的企业,不同部门的壁垒不那么森严,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讨论,看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比如,现在客户提出要求,不用塑料,需要找替代材料。那么,不同材料的成本怎么样,如何改进工艺,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如果没有这一过程,相应环节可能只会想如何让造型更漂亮,不会去想关于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议题。
国内的企业,真正使用ESG进行内容治理体系梳理和革新的,不是很多。从ESG报告呈现的结果中,就能看出企业在怎么做这件事。有些报告比较浅层,而在有些报告中能读到,企业真的是用了很多创新性的办法。
这方面,还是战略意识不同。从2004年开始,西方做ESG大概有20年。而中国做ESG是在这两年,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包括来自证监会的压力等。如此,中国企业之所以做这件事,主要是为满足要求,不是出于自己想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未来会感觉到内在的紧迫性。如果只能拿出非常粗浅的ESG报告,投资者、顾客包括媒体都看得到,那时可能面临的损失和风险更大。
很多企业虽然现在缺乏意识,但未来通过观察和学习,一定会越来越好。政府、非营利组织、评级机构等,大家一起努力推进相应理念。而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切实进行ESG的公司,创新也会做得蛮好,会在市场上有很多机会。这样,企业就会越来越把ESG当成实质的事情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