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医问药网:草网站-长三角议事厅｜促消费亟需提振服务业，畅通城市间要素循环
中国经济在面临激活消费、调整结构和促进增长的多重任务时，亟需关注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本应逐步取代传统的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依然偏低。这不仅限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还影响了人民福祉的提升。本文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并提出优化要素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政策建议。
理解城市间产业结构发展差异
根据数据，尽管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但服务业的比重仍然落后约10个百分点（图1）。这一差距在城乡间、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尤为显著。
图1服务业部门就业占比和GDP占比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自绘数据来源：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0版。
图2 家庭消费份额的跨国比较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激活消费、调整结构和促进增长需要从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入手。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密不可分，大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优于中小城市。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较其他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并且这个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在扩大。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城市更高的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大城市由于人口密集，服务业生产具有更强的规模效应。此外，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对服务品的需求也更为旺盛，形成了强大的收入效应。正因为如此，畅通城市间大循环，优化空间结构效应和集聚效应，将会带来要素空间分布变化，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
图3城市规模与服务业GDP占比数据来源：2001-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为什么大城市的服务业占比更高？这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在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上的优势。首先，大多数服务业具有不可贸易性，意味着其生产和消费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人口规模（密度）对服务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规模效应。其次，大城市的收入水平较高。相比农产品和制造品，服务品对收入变化更为敏感，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品在消费中的占比也会增加，即收入效应。
根据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图4）显示，大城市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比小城市高出约65%，而大城市的服务品消费则比小城市高出约90%。此外，城市间市场对家庭生产的服务业的替代效应也推动了服务业发展差异。研究发现，大城市的市场更能替代家庭生产的服务，这进一步促进了大城市服务业的消费和发展。
图4历年大小城市的收入、消费比数据来源：根据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统计》计算（UHS2002-2009）。
当前城市间要素循环仍未畅通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土地政策对大城市的发展施加了诸多限制，导致生产要素在城市间的配置效率低下。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等人口流动障碍，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难以享受市民待遇。严格控制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人口流入的政策也制约了其发展。例如，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后，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其人口规模受到严格管控。同时，一些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还采取了疏散市中心人口的措施。
第二，中国在土地供应方面存在空间低效配置，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动方向与土地配置的不匹配。尤其是自2003年以后，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在全国总量中的份额大幅增加，而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土地供应的份额却在下降。图5展示了历年大城市土地供应存量、增量占全国比重，以及大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从土地供应的增量还是存量来看，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占比逐年下降，而大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却逐年上升，导致土地供应的空间低效配置问题愈加严重。
图5大城市土地供应和常住人口占全国份额数据来源：土地供应增量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建成区面积数据来源于200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上述要素资源空间错配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大城市化水平远低于与其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图6表明，无论按100万人口还是500万人口划分城市规模，与同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占比均显著偏低。图中的黑色点划线代表基于近年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延长拟合线，结果显示，中国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大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具体而言，中国100万人口以上和5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占比，分别比其他发达国家低5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在与亚洲邻国如日本和韩国的比较中，这一差距更为明显。
图6人均GDP和大城市人口集聚数据来源：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人口占比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public-licenses#cc-by。人均GDP是购买力平价的GDP比上总人口，统一换算成2011年的国际美元价格数据来源于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版，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8。500万人口以上城市人口占比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于《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18》：https://population.un.org/wup/Download/。
畅通城市间要素循环的结构效应
畅通城市间的大循环，优化空间结构效应和集聚效应，能够有效推动要素的空间再分配，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结构转型，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两部门与多地区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地将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土地供应政策的影响纳入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定量研究城市间要素配置对服务业发展、经济增长及地区间收入平衡的影响。
该模型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非位似（Non-homothetic）偏好，即服务业消费需求对收入变化具有较高的弹性，收入增加会引起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由于大城市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也更为旺盛；二是不同城市之间的部门生产率差异，在服务业中尤为突出。由于服务业高度依赖面对面的交易，而大城市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因此在服务业的生产率上，大城市具有天然优势。以上两种效应使得大城市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
量化分析结果显示，降低城市间劳动力流动障碍（降低25%），将使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增加约10个百分点，服务业在全国GDP和就业中的比重分别上升约2个百分点，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将增加7%，且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减少7.3%。
此外，增加大城市土地供应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当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提升至32%（为样本期间的最高水平）时，大城市流动人口占比会增加约4个百分点，整体服务业占比上升1个百分点，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均增加3%以上。如果劳动力流动与土地供应改革同时推进，中国大城市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将提升5个百分点，接近美国在相同收入水平下的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强，上述改革所释放的结构红利将更加显著。因此，如果以兼顾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地区间人均收入平衡的空间一般均衡为参照基准，那么，在新发展阶段，优化城市间的要素配置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打破对大城市无限扩张的恐惧
本研究表明，畅通城市间的要素配置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将进一步扩大，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如果过度主观地认为要素集聚趋势不利，并通过行政干预试图逆转这一趋势，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加剧经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们建议：
第一，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00万）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应确保以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作为积分落户的主要标准，同时扩大积分落户的名额，并加快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积分累计互认的体系建设。对于暂时无法通过积分获得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应确保其在公共服务领域享有平等权利。改革应逐步过渡到将公共服务配置依据常住人口，而非户籍身份，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向常住地登记制度的转型。这将有助于利用人口配置红利，弥补人口总量红利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
第二，加强人口与土地的空间匹配，确保建设用地的配置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或地区，应根据常住人口的实际增长情况和速度，增加建设用地的供应。而在人口流出地区，应制定减少建设用地供应的规划，并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此外，应加速建设用地和耕地补充指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打破对大城市无限扩张的恐惧，并将人口集聚与区域平衡发展不应对立的观念，作为政策更新的核心内容。应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科学预测大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避免认知偏差转化为过度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对于人口持续增长的特大和超大城市，必须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推动中心城市与毗邻中小城市之间一体化发展，形成都市圈，从而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本文作者钟粤俊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奚锡灿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资料来源于《城市间要素配置：空间一般均衡下的结构与增长》《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和《市场替代家庭生产：基于大数据看生活服务业发展》《财贸经济》2024年第7期，经作者改写后授权澎湃新闻发布，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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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